据企业观察网2016年6月5日讯 “崂山水库蓄水接近历史最低！大沽河水源几近枯竭！棘洪滩水库喊渴！”进入4月中旬，持续数月的青岛旱情加剧。当地部分媒体一片告急声：“供水形势不容乐观，开源节流刻不容缓。大旱之下，呼吁市民节约用水……”
　　青岛人的焦虑与紧张，千里之外的天津人深有同感。因为这种与水抗争的艰苦时期，他们也曾经历过。
　　“工矿企业半停产，老百姓取水排长龙，一盆水先洗菜淘米，然后洗衣服，洗完了再留着刷马桶。”一位老“天津卫”回忆起缺水时市民的窘迫情景，“上世纪80年代时，即便是有自来水，那水也是又咸又涩，外地人一喝就吐舌头。所以有句民谚说‘天津一大怪，自来水腌咸菜’”。
　　中国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上13个最贫水的国家之一，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缺水，京津唐地区尤甚。以天津为例，其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15。因地表水、地下水日益减少，几近枯竭边缘，政府时常四处求水。
　　渤海岸边，汽车在蜿蜒的公路上行驶。沿海滩涂上，两座巨型冷却塔静静矗立，烟筒高耸，外观上看似乎是一家普通电厂。其实不然。这家名为国投北疆发电厂的企业，不仅是全国首批循环经济试点，也是其中唯一的海水淡化供水试点单位，拥有现今国内最大的海水淡化工程。

　　海淡项目厂区里，8套装置并肩相邻，各种大小管道复杂排列。两台机组正在轰轰作响，欢快地运行，其他6台却犹如被困的蛟龙，无奈地盘踞一旁等“食”进仓。
　　初来厂区的人，往往发出这样的疑问：一边是城市淡水匮乏频喊渴，一边是机器闲置“吃不饱”，这是为什么？
　　“这正是让我们感到心酸的事情。”国投电力控股公司党委书记郭启刚曾在北疆发电厂工作过10来年，提起此事，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在他看来，发展海水淡化利国利民，但是，项目赢得了一片掌声，实践中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支持。“几年来，我们深深感受到做海水淡化产业的一番酸甜苦辣。”
　　盐滩上打造出循环经济样本
　　10年前，郭启刚和同事们来到距天津市中心60多公里的汉沽区时，这里还是一片广袤无际的盐碱滩涂地。后来，白茫茫的滩涂渐次被围堤切割成了若干豆腐块，发电工程、海水淡化、浓海水制盐、土地节约整理和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等5个子项目陆续上马。许多配套设施也兴建起来。
　　从海滨高速路上远远望去，坐落在一片滩涂上的北疆电厂，像是浮在海面上的一艘巨轮。碧海蓝天中，两座庞大的冷却塔上白雾蒸腾，240米高的烟囱顶端缭绕着一团轻薄的白色气体，柳絮一般。
　　“烟囱里冒的不是烟，是脱硫系统的水蒸气。如果把脱硫系统拿掉，烟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看不到的。”副总经理魏刚告诉记者，北疆电厂配置了目前最高标准的高效除尘、脱硫、脱硝装置，99.9%以上的除尘率，烟尘排放近乎为零，不会给环境带来污染。
　　类似这样的环保亮点，在这个大型循环经济体中还有很多。
　　以世界最先进的高效节能环保技术作支撑，北疆电厂经过几年的探索，设计出 “发电－海水淡化－浓海水制盐－土地节约整理－废物资源化再利用模式”五大产业链循环模式：“超超临界发电机组”让发电综合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电厂发电后的余热用作海水淡化；淡化后的海水可以用于工业和民用水，比原海水提高50%浓度的浓缩海水就近排入盐场制盐，制盐效率提高50%，同时可以大大节约盐田用地（目前已节省22平方公里）；粉煤灰等废弃物全都用来生产建材，实现废弃物100%的综合利用。
　　这一环环相扣的精妙设计，最大的优势是海水被“吃干榨净”，实现废热、废气、废渣全面的零排放。“耕地零占用，淡水零开采，吃的是煤，喝的是海水，吐出的是城市紧缺的淡水，而且没有任何污染。”
　　在国投集团所属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自主研发的三倍浓缩每日1000吨海水淡化试验装置现场，工作人员递过来一杯新鲜出炉的淡化水，喝上一口，温和清澈，比起一般的自来水似乎偏软些。海淡中心总工程师刘学忠说：“它的含盐量小于5mg/L，淡水品质远高于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1000mg/L，可以与瓶装纯净水相媲美。现在很多单位都在饮用这种水，我们自己就在喝。”
　　“传统的发电企业几乎都是耗水大户，我们的火电厂不仅不向社会伸手要水，反而能向社会提供淡化后的优质水，火电厂从耗水户变为造水户，这在全国还是先例。”国投副总裁阳晓辉表示：“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五位一体、电水盐联产的循环经济模式，在世界上也是独创的。”
　　可以说，一举五得的“北疆模式”，为海水淡化项目资源利用最大化、废物排放最小化、经济效益最优化蹚出一条新路。
　　新兴产业遭遇现实困境
　　目前，中国海水淡化产业的日产量约100万吨，而国投北疆电厂海水淡化装置日产20万吨，占全国海水淡化总量的1/5。除10%自用外，其余90%淡水向社会供应。二期完成后，更可以日产50万吨淡化水。
　　尽管天津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地方节水条例，且实行最严格的节水制度，近10年间，水资源紧缺的局面仍然多次出现。有如此大量的淡水供应，无疑为城市之幸事，百姓所乐见。
　　目前，日生产能力20万吨的北疆电厂实际产水量不足7万吨/日，产能利用率不到35%。类似北疆电厂的情形，在天津已建成投产的6家海水淡化厂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极度缺水的天津，为什么海水淡化企业还有大量产能闲置？
　　郭启刚说，在现行水价体系下，海水淡化成本较高，与自来水价格相比缺乏竞争力，一吨淡化海水到居民手中，成本7元左右，而目前天津管网的居民水价每吨只有4.9元。
　　面对造水的亏损压力，国投北疆想了很多应对之策。
　　海水淡化水本身品质很高，最简单的思路就是“高水高用”，即把高品质的淡化水用于对水质要求较高的部分工业用水。目前，北疆电厂和有关方面已经成立了一家公司，负责推广销售淡化水。毕竟，石化、制药、造酒、电子等许多行业的用水及电力、冶金等行业的锅炉用水要求的水质都非常高，按照目前每吨7.9元左右的工业水价，淡化水还是有竞争优势的。
　　市政管网用水需求量巨大，按说应当是淡化水的主要供应市场。但“价格”二字，却成为横亘其间的拦路虎。
　　京津一带目前的市政用水，来自南水北调或引滦入津项目，每吨收取四五元；相比之下，七元左右的淡化水价格明显偏高。
　　然而，让海水淡化企业感到委屈的是，市政用水的廉价，一定程度上是缘于国家对跨区域引水等项目给予了大量财政补贴。像南水北调这种千亿水利工程，其修建水库、输水管道与跨区域调水的投资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耕地被占、库区移民、生态环境危害等诸多费用，均由政府负担，并没有列入自来水水价中。如果计算综合成本，自来水的价格将远高于目前。
　　“按现有资料估算，从湖北丹江口调水到北京的成本，或超10元/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教授级高工尹建华对此分析称。
　　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使得百姓以为自来水价格低廉理所应当。但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财政补贴，最终还是由全体纳税人来买单。
　　由于海水淡化未纳入国家水资源整体规划，享受不到“政策红利”，地方政府自然以开采地下水或调水为首选。“若天津向国家申请引黄入津，或其他方式用水，可以拿到巨额财政补贴，而如果大量使用海水淡化，就可能失去了这笔财政补贴，对地方政府而言，并不划算。”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解利昕向记者表示，“更何况，政府各部门利益也是错综复杂。比如，若大量使用淡化水，自来水集团的利润空间被压缩，自然也有抵触。”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引入海水淡化企业时相当支持，但落实到有关部门或企业时，往往并不积极。
　　“但是，既然政府鼓励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并且大力引进相关项目，后续就应当扶持这个行业良性发展。”解利昕说。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蔡秀军曾指出，我国一直没有良性的水价形成机制，政府负担着自来水的巨额补贴，而海水淡化目前没有作为资源纳入水法，完全是企业自己投资建设商业化运行。在不同等的政策待遇下，企业的亏损压力可想而知。
　　也有专家支招，由天津大规模建设海水淡化工程，然后再运输到北京，这样可以一并解决京津两地的缺水问题。
　　其实这个方案，国投董事长王会生确曾考虑过。“北京每年缺水3亿立方，只要我们投资建设能够日产70万吨水的工程设备就可以弥补北京用水的缺口。”
　　但现实中，这不仅涉及同一政府内各部门利益协调问题，更涉及到两个行政区之间的协调问题，以及两地之间水价、管网等行政管理诸多因素。
　　事实上，北疆电厂周边就有一些工业企业主动伸出“橄榄枝”，但因管网及其它利益因素干扰，目前无法实现直供。
　　“只循环，不经济”，不仅是海水淡化相关企业的现实困境，也让本应蓬勃发展的整个产业陷入发展瓶颈。
　　说到底，这一困境已经远非企业一家之力能够解决，需要政府的统筹管理，尤其是中央层面的统一协调。
　　政策创新应当与产业创新同步
　　近年来，关注水资源产业发展的，不仅是海水淡化相关企业，还有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
　　全国政协委员王承德是位医务工作者，2008年到2016年连续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都在执着地呼吁拯救水资源，更多次在提案中用“刻不容缓”“再呼”“疾呼”等字眼特意强调，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在他看来，尽管国家对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相当重视，但对水危机的严重性仍认识不足，投入不够，措施不力，致使水的问题愈演愈烈。
　　早在2008年，他在《拯救淡水资源刻不容缓》的提案中提到：要防止南水北调水渠修好之时无水可调。果不其然，5年后，南水北调源头之一的丹江口水库，一度出现水源入不敷出、水位连续50天低于死水位运行的情况。
　　今年全国政协会议小组讨论上，王承德依然为了水资源危机忧心不已。“我出生在黄河边，亲眼目睹了甘肃省靖远县的黄河水近60年减少四分之三，现在还以每年15厘米水位降低，且逐年加剧，中国的水资源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民进中央对水资源紧缺问题也非常关切。其提交的一份提案指出，“即使南水北调全面建成之后，由于覆盖区域有限，沿海省份仍有缺口214亿立方米，且有不菲的隐性成本。此外，工程性供水的抗风险能力不强，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提案给出的结论是，海水淡化是解决水资源短缺最重要的开源之道。
　　“解决水资源紧缺就是开源和节流两大方式。地下水开采已是极为危险之举，蓄水、调水只能实现淡水资源的时空移位，并没有增加淡水总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淡水紧缺的问题。”解利昕教授认为，向占地球面积71%的大海要淡水，可以节省更多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且综合成本并不比开采地下水和远程调水高。此外，海水淡化涉及多个工业领域，契合我国“中国制造2025”战略。在中国缺水与治污压力并存的背景下，海水淡化在保护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
　　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扶持，是产业发展的关键。纵观国外海水淡化产业发达的国家，政府对其产业发展都起着主导和推动作用。但目前，国内海水淡化产业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助力。各地政府虽然给予了一定的财政支持，但是对整个产业发展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海水淡化喊得很响，但尚未迎来产业化大发展。
　　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局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近些年来，每逢大旱季节，就迎来一拨拨前来讨教海水淡化技术的各地调研队伍。“一个个心急火燎的样子，恨不能赶紧上马。可是，一下雨，就不着急了，或者一问成本，就没下文了。”类似的情形，专家们已是习以为常。
　　“目前来看，海水淡化产业的发展并非受限于技术问题，而在于市场。这其中，关键是政府主导的价格机制和激励机制。”一位不愿具名的海水淡化专家向记者表示，政府对经济发展要有长远规划，不能囿于一时之利，要为新兴产业的崛起创造条件，不能光督促企业创新，产业创新，自身也要进行政策和制度创新。
　　比如，大部分海水淡化厂都是和发电厂建在一起的，这是当前大型海水淡化工程的主要建设模式。“很多人把国投北疆当成一个普通电厂，在考核、评价时参照普通电厂标准。实际上我们的主产品是淡水，电只不过是转化淡水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王会生说。
　　“海水淡化产业还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国家政策的支持，将促进企业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王会生对此举了个例子，“有人认为淡化海水能耗较高，这个并不难解决，只要政策支持，项目使用海上风电和低温核电都是可行的。”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北疆电厂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朱逢民，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海水淡化企业优惠政策建议，希望中央借鉴新加坡海水淡化应用经验，将海水淡化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实行容量水价＋计量水价，每年核定淡化海水保底水量和水价，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给予补贴；将海水淡化项目作为基础性、公益性设施和重要水源工程，对专用管网参照南水北调、市政自来水管网工程所享受的政策，由中央政府给予投资补助；对水电联产给予增值税返还，并给予供水试点项目专项资金支持，等等。
　　这些建议，与记者手中的民进中央《关于支持海水淡化产业长远发展的提案》中给出的若干建言，颇多相似。
　　其实，国家未尝没有意识到海水淡化产业的重要性。早在2011年，国家发改委官员就曾表示，海水淡化水是水资源的重要补充和战略储备。“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经济合理”将成为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的机制。他还透露说，发改委正在研究和制定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包括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
　　据了解，1997年以来，民进中央围绕水问题曾先后5次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建议，4次将水资源问题作为全国政协大会民进中央口头发言，18次在提交全国政协大会的提案中对水资源问题予以反映。
　　但时至今日，很多建议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等待研究”。
　　背负亏损压力的海水淡化企业，如今还在望眼欲穿。国投北疆电厂在海水淡化项目上的投资，一直没有达到预期回报，但仍然克服诸多困难，坚持探索“五位一体”循环经济模式，迄今已经整整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