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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麦村:中科院科研管理体系改革对自己“痛下杀手”
《科学新闻》 姜天海 / 时间:2013-10-08 10:47:12
  据科学网2013年10月3日讯 “就5天。”中科院秘书长邓麦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就差拿枪逼了”。2天移交工作,3天搬家。在中科院7层办公大楼内,这家正部级研究机构以最快速度向自己开刀,撤销4大核心业务局,重组10个综合职能管理局,新设4大委员会。
  自5月起,一场自上而下的机关科研管理体系改革风暴席卷中科院。
  勇士断腕的决心
  科技体制的不顺畅困扰着中国的科研工作,也同样困扰着中国科学院。
  自192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伍德沃兹提出了“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以后,交叉学科逐渐打破传统学科的界限,开辟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纪元。甚至新兴的学科都会呈现出自然的学科交叉。
  面对多学科的整体解决方案,各国的科研管理机构始终无法突破既定的学科分类管理模式,导致科技资源条块分割、部门圈地分利。
  中科院也受制于这种传统的管理体系。
  此次改革之前,中科院原来设有基础科学局、生命科学与技术局、资源环境与技术局以及高技术局,分别对口联系全院104个研究机构。但是这种按照学科领域设置的管理体系却难免造成了科研经费分配不均。
  “比如基础局管20个研究所,他掌握的科技资源就会优先考虑自己的20个研究所,不会再多考虑高技术口。而生物局掌握的资源一定向生物口重点布局。”在邓麦村眼里,改革势在必行。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顶层设计上做文章。
  经过反复酝酿和论证,“科技创新价值链”和“学科领域”两个维度被“拎”了出来,构成了业务局的组建思路。
  以创新价值链的设置,将原有的4个业务局以及院地合作局打散,重新设置成前沿科学与教育局,重大科技任务局,科技促进发展局3个局,再辅以学科领域的处室设置(如前沿局的生命科学处、数理化处,科技促进发展局的能源处、新技术处),构成矩形管理模式。
  与此同时,以科学协同、高效的思路,优化成十个职能管理局。另外,设教育委员会、科学思想库建设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发展咨询委员会,由中科院内外的专家组成,统筹该院科教资源、院士群体和科技专家智力资源。
  立,意味着必须要破。四位正局长“隐退”,诸多处长们失去岗位。当改革风暴袭来之际,“勇士断腕”意味着很多既得利益的牺牲。
  自上而下的变革
  在改革之前,院机关的各业务局中几乎每天都上演着“这个项目到底谁出钱”的戏码。单是LED项目就会让基础所和高技术所打得焦头烂额。更不用说项目归谁管了。
  邓麦村举了个例子,“机关清理了一下非常设机构,我们自己设的跨局跨部门的领导小组就几十个。”
  这种“九龙治水”的局面造成了“谁都管,谁又都不管”的尴尬局面。“统筹协调难,执行力低下”,各研究所也不得不整日在四个业务局之间周旋。
  正因如此,此次改革将目光放在“简政放权”,提高院机关的效能,充分发挥各研究所的自主权,尊重科学家科技创新的自主权。
  各个业务局主要负责科研管理工作,覆盖全院的研究和教育机构。但经过改革之后,各业务局不再直接对口到“所”,而是按照科技创新工作进行联系。
  也就是说,业务局掌握的经费基本由研究所去掌握,包括“百人计划”的名额指标都下到研究所。院机关将只负责跨研究所的项目和资源配置。
  评价体系,一直是科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此次改革后,中科院将对3个业务局进行分类考核。
  邓麦村举了个例子,前沿局的主要考核标准将是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科技促进发展局的考核则是有多少项目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解决了关键技术。
  同时,科技评价将引入院外评审,不再“自拉自唱”,自己给自己喝彩。例如科学院杰出成就奖的评审委员会就要求院外专家必须超过一半以上,院领导不得作为专家评委。
  在中科院副秘书长谭铁牛看来,此次改革产生了整体优势,打掉了局部利益,全院贯通,这样就有利于科学院高效地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需求。
  他用一个形象的例子类比了改革以后的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就好比德国马普学会,统管全院的技术前沿研究;重大任务局类似于德国联合会,统管大工程主导下的国家重大项目;科技促进发展局则相当于德国研究会,侧重于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
  而在德国,联邦政府对科研管理体系有着精准的划分,对马普学会、德国联合会和德国研究会三大国立科研机构进行明确定位。今后的中科院,也将真正厘清这三部分的职能。三驾马车将齐头并进。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7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中科院考察工作时,对科技工作提出如下要求:要坚决扫除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有力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优化科技政策供给,完善科技评价体系。
  作为科技国家队,只有不断地改革,才能不断地适应科技发展的要求。在邓麦村眼中,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事实上, 早在1998年,中科院就曾对自己“痛下杀手”。
  彼时,中科院响应国家“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改革思路,让科技人员参与到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首先开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启动伊始,一场自下而上、几乎等同于“大裁人”的研究所改革悲壮地展开。当年亲历改革的“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惨烈”,“1/3的人留下,辞退2/3的人,数不清的所长、书记还有处长转岗或离职”。而这一次,中国科学院再次向自己“动刀子”,尽管涉及的人数比不上15年前,但引起的关注仍颇为强烈。
  事实上,中科院始终走在体制改革的前列。
  “以后勤改革为例,北大清华的附中附小现在还都在学校的序列之中,可中科院的学校都已经划归社会。”中科院行管局一位工作人员说。
  再向前追溯,中科院率先设立自然科学基金,后被国家采纳;率先招收研究生,在当时也是大胆尝试  细数60年中科院历程,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加强院部机构宏观管理职能,扩大研究所自主权,精兵简政、提高效能,一直是重要的改革方向。
  今天,作为科技火车头的中科院,则需要继续科技体制改革,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